吉安，古称庐陵，素有“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在这片人文荟萃的土地上，不仅诞生了欧阳修、文天祥等光耀史册的贤臣士杰，而且孕育了以清廉自律、忠义孝悌、崇教尚学为核心的“清风正气”。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并未随着时光流逝而湮灭，而是被镌刻于丰碑巨石之上，成为后人可触、可感、可读的地方文献与历史见证。

庐陵碑刻蕴含的清风正气

（一）持廉守正：个人操守与制度约束的合力

庐陵碑刻中多处记载官员与士人廉洁自守、拒贿自律的事迹，强调“义利之辨”。

《明故石峰欧阳君墓志铭》载：治中龙坡黄公雅重其行……有请托者债百金赂公，公竟叱拒。使人索之行箋，竟无所有。龙坡公以是益嘉异，谓公族人曰：“此真绳墨长者”。

《明故修职郎河南开封府尉氏县县丞望潭刘君墓志铭》亦载：伯父忍斋公守汉川时，君尚未仕，往候之。将归，遗以三十金，君力辞曰：“省侯，义也。得金以归，非义也。”忍斋公竟不能强。其素所操执类如此。

清代《吉安府正堂曾为严禁事》的碑文，深刻反映了清代同治年间庐陵地方官府整肃吏治、净化风气的坚定决心：禁差役坐轿暨僭用缙绅服色，禁差役藉端需索……

以上十条，责成乡绅编联保甲，实力稽查。如明知而不举报者，定即连坐并究。凛之慎之。

特示。愿勒碑垂久者听。

碑文明确“禁差役坐轿暨僭用缙绅服色”，旨在杜绝底层胥役假借官威、混淆等级的行为。差役本为公务执行者，若仿效士绅舆服仪制，易滋生骄横之气，破坏“礼制尊卑”的社会秩序。此举通过规范服饰与出行方式，从视觉符号上强化公权力的严肃性，遏制“狐假虎威”之弊，体现对身份自律的重视。“禁差役藉端需索”直指吏治核心问题——基层执法者借职务之便盘剥百姓。碑文将“需索”列为严禁事项，呼应了庐陵文化中“义利分明”的清廉传统。

这种将内在道德自律与外在制度他律相结合的传统，深刻体现了庐陵文化对清廉品格的极致追求，为后世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

（二）家国同构：孝悌忠义与廉洁世风的养成

庐陵家族尤其重视孝道、友悌、忠义的家风传承，不仅塑造了正直淳厚的家风，而且深刻影响了社会层面的清风正气与个体的廉洁自守，形成“家风正，则民风淳”的良性循环。

《龙公白山驿宰墓铭》称龙公：视篆初，即省躬示戒，以勤慎倡吏卒，常禄之外，秋毫无所取……生平义利斩然，不立机巧以妄取于人。

龙公在公私利益面前界限清晰，绝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种精神与庐陵文化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一脉相承。其归乡时“萧然无长物，惟图书数事而已”，这种携图书的朴素形象，不恋权位、不慕虚荣的淡泊，与《汪太守馆例》中“行己有耻为第一义”的训导内在相通，共同构成庐陵文化蕴含的清廉底色。

另一方面，族规家约通过制度化的约束，将忠义孝悌伦理扩展为对公共利益的责任，推动形成崇廉憎贪的民风。《高平郭氏三义碑记》明确“仁义而已矣……拯恶恤患，宗族莫先焉”，设立义仓、义塾等公益机制，并要求主事者：存实心，行实事，毋得矫诈行私。

这种将家庭伦理扩展为“家国一体”的伦理观，为当代基层治理提供了以家训促乡约的实践路径。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庐陵女性在家庭教育中言传身教，将忠义孝悌的伦理观念潜移默化地熔铸于子孙的成长历程之中，为社会廉洁风尚的培养注入深厚的家教力量。

《泷冈阡表》中，郑氏夫人反复转述丈夫的言行，使其成为家庭中最高的价值标准。而她自己“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独自承担起养育儿子的重任，其艰辛可想而知。但她“无一瓦之覆，一垅之植”，始终坚守清贫，靠自己的双手将儿子培养成才。这种在困境中表现出来的坚韧与自尊，本身就是对“廉洁自持”最生动的诠释。

又如，《郑母刘氏孺人墓铭》记载刘氏教诲子孙曰：汝曹，宋端明学士裔也，宜力学，善自立，光大汝门户。

其子宗锡不负母训，终成一位“克勤师范”的儒学训导，体现出家教的成效。

这些碑刻生动表明，在庐陵文化中，通过个人修身、族规约束以及母教传承等路径，廉洁自守已不仅是一种道德选择，更升华为深深植根于家庭伦理、家教传统、家风建设乃至地域民风的文化基因。

（三）立德成人：书院教化与廉耻心的塑造

古代庐陵教育中“德育为先，文行并重”理念的核心在于，教育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品德高尚的君子，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廉耻心置于成才的首位。其目标不仅是获取知识，更是成为有担当、有节操的“士人”。

如《汪太守馆例十二条》：本府所属望诸生，不独以文章取科第而已，愿以行己有耻为士人第一义。

《罗太守馆规十三条》记载：人品既端，文品自异。清介之操……非公不至，固澹台之高；并公不至，更颜子之雅。

这表明庐陵教育者清醒地认识到，无德之人，才华越高可能对社会的危害越大。因此，教育的第一要义是树立学生的道德标杆，使其内心有明确的善恶界限和羞耻感。

庐陵碑刻对廉政建设的启示

（一）固本清源：完善监督体系与筑牢思想堤坝

庐陵碑刻中如欧阳公“拒贿自警”的事例，展现了传统士人以“绳墨”自持、不苟取于人的廉洁风范。这种精神强调，官员应以内在道德约束为先，通过修身正己，形成“不欲腐”的思想自觉。当前，干部廉政教育可引入此类典型事例，通过历史人物的事迹强化理想信念教育，推动廉洁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筑牢“不想腐”的思想根基。

《敕论》有载：其府县官或阘茸不才，坐视民患者，或有平日交通富豪，人情稔熟，不能以公道行事者，即便拿问。应奏请者，具实奏来。

碑中内容明令对“阘茸不才，坐视民患”或“交通富豪，不能公道行事”的官员“即便拿问”“具实奏来”，体现古代对吏治腐败的零容忍态度和刚性约束。可借鉴其精神，进一步完善纪检监察制度，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尤其是针对“能人腐败”“圈子文化”等问题，通过严肃问责、公开惩处，形成“不敢腐”的震慑效应。

（二）润物无声：激活传统文化滋养廉洁风尚

《先君彭公成之墓志铭》中“勤俭持家，谨身节用”的告诫，与《明故修职郎刘君墓志铭》中“义利取舍，人品高下攸关”的警句，共同凸显了修身律己的重要性。彭公要求后代以“诗书立门户”“循理畏法为好人”，强调读书明理、敬畏法纪来提升自我。而刘君辞金的故事，更是“临财不苟得”的廉洁典范，生动诠释了“义”高于“利”的抉择。这些品质，在任何时代都是个人安身立命、社会风清气正的根本。

涵养清风可通过创新传播载体，营造“文”与“化”的氛围。借助新媒体平台，以短视频、动漫、公益广告等形式，生动讲述如“刘君辞金”等蕴含传统美德的故事。在社区、乡村设立“家风家训文化墙”，开展“家风故事会”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这些价值理念可观、可感、可传，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以文化人”的过程。

我们不仅要挖掘历史中的先贤故事，更要积极评选和宣传当代在孝老爱亲、廉洁自律、热心公益等方面的模范人物和家庭。他们的鲜活事迹，是传统美德在新时代的最佳注脚，能让人们真切感受到，那些古老的训诫并非遥不可及，而是表现在身边人的日常言行之中。

（三）立德树人：构建贯穿家校社的廉政教育路径

廉政建设不仅依赖于制度的铁笼与法律的严规，更深植于社会文化的土壤与个体道德的自觉。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厚的家教渊源与严谨的学规训导，为我们提供了一面观照当下的历史明镜。

《南宋欧阳讳珣墓志铭》称其“以节义自期许，不苟于为文”。要大力弘扬这种“不苟”的精神。无论是在学习中还是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要将“严谨”“认真”“恪守原则”作为基本操守，这本身就是最坚实的廉政预备教育。

《南宋欧阳讳珣墓志铭》中记载，欧阳珣“岁课徒藉馆谷以养”，甘于清贫，原因在于：吾亲年迈，但求尽一日杯水之欢……若鹜名逐利，惧重外而薄吾亲也。

他将对父母的“孝”与个人对名利的态度直接挂钩，认为追逐名利是对亲情的疏离与辜负。这种将个人品行与家庭责任紧密捆绑的教化，从内心深处设置了一道道德防线，比单纯的法纪威慑更具情感约束力。

制度的“笼子”是外部的硬约束，而家教与校规所培养的，是内心的软约束。廉政教育应借鉴传统智慧，不仅讲法规、讲案例，更要讲道理、讲情操，激发人们的孝心、责任心、羞耻心等道德情感，从而实现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的深刻转变。

从墓志铭中的殷殷嘱托，到书院学规的谆谆教诲，庐陵碑刻为我们留下了一座廉政文化的富矿。深入挖掘家庭教育的传统之力与廉政教育的塑造之力，使其与当代法治精神相融合，必将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廉洁政治提供深沉而持久的文化支撑。

结语

庐陵碑刻如同镜鉴，映照出这片土地深沉而坚韧的清风正气。从“绳墨长者”的拒贿自守，到辞金明义的操守抉择；从《泷冈阡表》中的坚韧身教，到书院学规中“行己有耻”的育人根本——这些跨越时代的精神印记，共同构筑起一个以廉为基、以孝为脉、以学为魂的道德体系。它们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流淌在吉安文脉中的文化基因。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推动吉安廉政建设，不应仅止于制度的构建与外在的约束，更应回归文化本源，激活地域文明中固有的清廉传统。让碑刻中的训诫走出石壁，融入当代干部的教育培养；让家训族规的智慧走出祠堂，渗入社区治理与家风建设；让“义利之辨”成为社会共识，让“崇教尚学”蔚然成风。

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重建螺山文信国公祠碑记》所寄望的：可以励风俗，正人心，其关系为尤大焉者。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使“人文吉安”不仅以历史为荣，更因传承而新，因廉洁而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