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数据来源

参照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厅及各市（地区）县人民政府网站公布的红色旅游资源名录，再通过各文献书籍、旅游官方网站等多方补充查证，共整理227个红色旅游资源，其中包含18个非物质红色旅游资源。其中209处红色旅游资源地理坐标借助高德地图坐标拾取器获取，并借助ArcGIS10.8软件将地理坐标转换为西藏红色资源点数据文件。相关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4个方面。第一，A级景区数量、公路里程数来源于各市（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第二，时间成本和交通费用成本变量数据来源于火车票、飞机票等购票软件。第三，吸引力变量数据来源于短视频平台检索情况。第四，各个等级道路网络数据来自西藏自治区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三、结果分析

（一）时间集聚特征

（其中Xi为第i年的数量占总数量的比值；n为时段总年数。Y越接近0，说明时间分布越均匀，反之则年际间差异越大）。测算显示西藏227个红色旅游资源的时间分布呈“双驼峰”状。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除林芝市（0.0225）与总体年际集中指数水平（0.0298）区别不大，其他地区的年际集中指数都高于整体指数，且阿里地区与昌都市的资源点在1950-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期出现显著集聚，印证了军事政治事件对边疆红色文化生成的直接影响。结合西藏近现代历史，可将西藏红色旅游资源时间分布分为四个阶段，并计算这四个阶段的年际集中指数。

1.封建压迫与早期抗争阶段（1840年之前）

第一阶段年际集中指数0.0308，呈现随机型分布特征。该阶段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这一时期的红色旅游资源主要展现西藏各族人民抵御廓尔喀入侵、反对英国侵略前哨人士及西方传教士、间谍在藏传教、游历（从事间谍活动）等维护祖国边疆安全、领土完整的爱国主义行为。此阶段的西藏史既有残酷的压迫现实，又有人民的抗争与牺牲，充分反应当时社会的黑暗与挣扎。

2.反帝斗争与主权维护阶段（1840-1949年）

第二阶段年际集中指数升至0.0509，形成以江孜宗山抗英遗址为核心的军事防御型资源集聚。英帝国主义于1888年和1903年底至1904年先后两次入侵促使西藏各族人民奋起反抗，留下曲美辛谷纪念碑等13处抗英遗址，构成反帝斗争的红色叙事空间网络。为体现边疆地区维护国家主权的历史连续性，即使1949年7月西藏地方当局要求驻藏办事处撤离拉萨前，西藏并没有共产党人的行动轨迹，但西藏人民的反帝斗争仍被纳入研究框架。

3.政权建设与资源溢出阶段（1950-1964年）

第三阶段年际集中指数达峰值0.0783，资源点高度集中于西藏和平解放时期。1950年起，根据中央“多路向心进兵”部署，以十八军为主力的人民解放军分四路向西藏进军，拉开西藏解放序幕。1959年民主改革彻底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此后的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推动了西藏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1962年中国西藏边防部队发起对印自卫反击战并取得胜利，也留存大量红色资源。这一阶段的红色旅游资源受国家军事行动和政策方针的直接影响，体现西藏由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以及将士们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的爱国精神。

4.精神传承与多元发展阶段（1965年至今）

第四阶段年际集中指数回落至0.0186，出现“两路”精神纪念馆、林周农场等多元化资源类型。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标志着人民民主政权在西藏确立。此后，在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统筹下，中央“全国支援西藏”方针全面落地，通过系统性政策设计推动红色旅游资源从军事遗址观光类向文教游憩型景点转型：一方面依托“两路”建设史打造“两路”精神纪念馆，将交通建设中的奋斗故事转化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载体；另一方面以林周农场为典型，把援藏经济建设的实践遗址升级为展现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红色地标。这一阶段的红色旅游资源分布呈现显著的政策驱动特征，反映“全国支援西藏”战略下的精神遗产建构。

（二）空间集聚特征

已有研究证实西藏红色旅游资源形成以拉萨为主核心、日喀则市、林芝市及昌都市为次核心的资源组团[1]。在行政区尺度下将其视为点状要素投影至地图并可视化（如图1）。主核（拉萨市）辐射半径较大，次核通过G318国道等重要交通廊道实现联动。其中部分非物质红色旅游资源定位在重要事件发生地，以老西藏精神为例，老西藏精神在西藏解放时期打下坚实的思想和实践基础，不仅形成以拉萨为核心，其他六市（地区）为主要辐射范围，还跨省辐射到陕西、新疆、四川等地区，形成“拉萨-西安-乌鲁木齐-成都”的跨省辐射轴线，覆盖进藏关联省份。老西藏精神不仅贯穿西藏和平解放、平叛斗争、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更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融入新的时代内涵。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谈到“缺氧气但不缺精神”的老西藏精神是新时期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光辉旗帜，和其他精神一道组成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因此，诸如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等非物质红色旅游资源，辐射范围广泛，辐射内涵也不单囿于特定时期，故不在图中具体显示。

（三）时空集聚演化特征

1.西藏红色旅游资源集聚重心的时空变化

（1）整体资源集聚空间分布呈东西跨度，南北变动较小。运用ArcGIS10.8软件处理后得到四个时间截面的西藏红色资源集聚重心坐标以及标准差椭圆（如图2）。从这四个阶段椭圆轨迹变动状况来看，X、Y轴的标准差分别反映了东西向和南北向西藏红色旅游资源集聚的分布广度，两者均有不同程度的扩张变化，主要受到政策、区域经济以及自然条件制约。转角的变化不显著，只有第二阶段的标准差椭圆的旋转角呈逆时针转动，从第一阶段的95.03°降低到第二阶段的69.55°，与西藏红色历史涉及范围基本一致，属于“政策驱动型”空间溢出模式。

（2）区域资源集聚呈“西（略偏向北）-东”方向的演化态势。由各阶段中心椭圆轨迹可知，西藏红色旅游资源集聚重心位于林芝市工布江达县，转角在第二阶段逆时针旋转，表明此阶段西北方向资源持续集聚，长轴标准差在前三阶段持续增加，说明该区域红色旅游资源沿长轴方向扩散。具体来看：第二阶段的资源重心较第一阶段向东南方向进行了移动，但仍在日喀则市内；第三阶段向东北方向大幅偏移约269千米，与资源高密度区的变化情况相符；第四阶段的资源重心则向西南方向小幅回移。此外通过各阶段标准差椭圆模型可以得到四阶段资源集聚的分布方向和分布范围。四个阶段的资源集聚分布方向均为南北方向分布，其中第二阶段的偏移量最显著，旋转角由95.03°降低到69.55°，呈逆时针转动同时长轴长度不断缩短。第三、四阶段和整体资源集聚分布方向差异不大，有较大的重合。第三阶段中标准差椭圆的分布范围大于整体，这说明西藏红色旅游资源在长轴和短轴方向上都经历了“先扩散后集聚”的态势，且四个阶段的标准差椭圆也相交于拉萨市附近。这表明西藏红色旅游资源集聚分布呈现“西（略偏向北）-东”方向的演化态势，向昌都市偏移倾向明显，而资源重心始终涵盖拉萨市。

（四）西藏红色旅游资源集聚空间关联性分析

1.时空分布具有关联性，关联强度先增后减

借助ArcGIS10.8软件，对资源点的每个邻近要素进行分析，计算每个阶段西藏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莫兰指数，研究表明整体全局自相关指数为0.667，统计量Z值为19.83，呈现出很好的空间集聚性。研究期内全局莫兰指数在0.091~0.777之间浮动，除第一阶段外其他阶段的z值均大于2.58，具有99%的置信度。表明西藏红色旅游资源集聚空间溢出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且空间关联强度呈现先升后降特征。

2.热点区域由西向东逐步演化

在识别区域空间整体集聚特征后要进一步对局部集聚区域及其演变趋势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各阶段集聚区域既存在差异也存在一定关联，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1）从局部相关性看，各个阶段在“低-低”型和“高-高”型聚集的红色旅游资源点较“高-低”型、“低-高”型的更多。（2）从集聚类型的变化过程看，高-高集聚区在第三阶段形成，覆盖范围逐渐扩大。第三、四阶段的低-低集聚区反而和前两个阶段的高-高集聚区落点在拉萨市。这说明第三、四阶段的集聚程度较前两个阶段更高。其余集聚类型随时间变化呈现变动性特征，没有明显变动规律。（3）仍有66个红色旅游资源点溢出水平表现不显著，原因可能是这些资源点与邻近资源点关联不紧密，有待深度挖掘其红色文化，也与数据可获得性和资源点收集方式未能全面包含西藏全部红色旅游资源有关。

四、西藏红色旅游资源集聚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组态分析

（一）变量校准

为赋予原始数据集合相应的隶属度，需要对数据予以校准。由于本研究中所运用的数据来源颇为广泛，目前尚缺少有关校准的理论准则，故采取直接校准，把变量原始数据依照四分位法设定校准锚点，并将交叉点校准后为0.5的值，修正为0.501[28]。

（二）单变量的必要性检验

利用fs QCA软件展开必要性条件分析，获取8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数值。倘若一致性超过0.9，便认定该变量属于必要性条件[29]。结果表明，旅游资源集聚度S1、最短空间距离S2是西藏空间高溢出效应的必要条件，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其余变量的一致性均低于0.9，不存在必要性关系。

（三）条件组态的充分性检验

本研究把案例频数和一致性阈值各自设定成1和0.8，构建真值表来对变量实施充分性条件检验，并寻求结果变量子集的组合[30]。当PRI一致性小于0.7时，把结果变量手动调整为0。在真值表创建完成后，依据简约解和中间解来归纳分析组态结果。

（四）空间溢出效应组态分析

核心条件方面，红色旅游资源集聚度与最短时间距离的一致性达0.754，表明二者密切相关并共同驱动区域溢出效应。这符合“核心-边缘”理论逻辑，且高覆盖度（0.334）也凸显出边疆地理约束的特殊性。具体到地区，拉萨依托较高的资源集聚度与交通枢纽优势，高效聚集游客并辐射周边；日喀则借助与拉萨时空联系强化资源互动，扩大市场空间辐射；昌都凭资源特色及交通条件改善，增强区域溢出效能；阿里地区因资源集聚度不足、交通不便，难以形成有效联动，成为空间溢出的瓶颈。

在组态分析层面，红色旅游资源高溢出组态强调敬畏感（P2）和交通通达度（Tr1）的重要性。两组路径一致性大于0.9，并且路径H2和H1只在“P2*Tr1”上存在差距，但H2原始覆盖度达到0.546，超50%的红色旅游资源点能被此组态解释，证实二者为重要条件。从具体实践看，交通通达度作为交通运输成本的核心指标，其提升能够显著降低游客的空间移动成本，强化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可达性。拉萨市的高通达度既保障了核心景区的游客集散能力，又通过公路网络将布达拉宫、大昭寺等红色景点与周边县域串联，形成“点-轴”式溢出格局。此外，以敬畏感为代表的心理成本要素也发挥重要作用，高敬畏感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深化文化体验，并通过口碑效应吸引外部客源，以资源集聚度高、时间距离短的核心区域为中心，进一步强化西藏红色旅游的空间溢出效能。

（五）溢出机制分析

1.核心驱动机制

（1）资源集聚-交通网络联动机制。西藏红色旅游资源呈现“多核并存”的空间结构，以拉萨为中心节点形成资源集聚区。核心区通过主题化开发形成规模效应，与交通网络扩展形成动态耦合。一方面，核心景区通过“红色研学+生态旅游”模式形成吸引力磁场，带动周边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交通网络通达性提升促进旅游流沿交通轴线向次核心区扩散，形成“轴辐式”溢出格局。这种联动机制通过空间邻近性降低交易成本，推动红色旅游资源价值在区域内的梯度传递。（2）文化增值机制。西藏红色文化与民族文化形成双重资本叠加，通过符号化转化可实现价值增值，促使游客产生敬畏感，从而进行旅游活动。红色精神内涵与西藏传统文化元素融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体系后，创意转化形成文化产品、节庆活动等载体，进而突破地理空间限制实现跨区域传播，形成“文化价值溢出-经济价值反哺”的循环机制。

2.约束性机制

（1）地理空间阻隔。西藏特殊的高原地理环境形成天然屏障，导致旅游开发存在显著的空间衰减规律。高海拔地区与低海拔核心区之间的物理距离和交通成本，使红色旅游溢出效应被限制在一定地理范围内，形成明显的空间断裂带。这种阻隔效应与旅游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相互作用，加剧了区域发展的空间差异。（2）文化赋存阈值约束。红色旅游资源的文化资本转化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文化资本积累较高的核心区，通过创意转化可形成持续的溢出效应；而在文化定位模糊的地区，由于缺乏必要的转化能力，难以实现资源价值的有效溢出，形成“低水平锁定”状态。这种阈值约束与区域文化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等要素密切相关。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时空双视角，综合运用地理空间分析与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系统揭示了西藏红色旅游资源的集聚特征与空间溢出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一）西藏红色旅游资源时空集聚呈现阶段性特征与多核联动格局

红色旅游资源点分布在时间上呈现“双驼峰”形态，年际集中指数显示和平解放时期（1950-1964年）为集聚峰值（0.0783），反映军事政治事件对边疆红色文化生成的直接影响。非物质红色资源突破地理限制，形成跨省辐射轴线，强化国家认同建构功能。资源空间分布形成以拉萨为主核，日喀则、林芝、昌都为次核的“一主三副”格局。主核通过交通廊道与次核联动，非物质资源则通过文化符号化实现跨区域传播。此外，红色旅游资源时空演化重心迁移轨迹显示“西（略偏向北）-东”偏移，标准差椭圆长轴持续扩张，表明政策驱动下资源布局从军事防御型遗址遗迹向经济文化建设型科普教育基地转变。

（二）空间溢出效应受“资源集聚-交通网络-文化资本”三重机制驱动

资源集聚度（S1）、最短时间距离（T2）为红色旅游资源高溢出效应的必要条件，一致性达0.754，揭示“核心-边缘”理论在边疆地区的适用性。组态路径方面，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交通通达度（Tr1）与敬畏感（P2）起重要作用。其中H2覆盖度达54.6%，印证文化共情对边疆红色旅游溢出的关键作用。并且通过对组态进一步分析，总结出西藏红色旅游资源空间溢出效应的核心机制是资源集聚-交通网络联动机制，文化增值机制辅助。此外，地理阻隔效应与文化资本阈值形成双重限制，导致低溢出区域呈现“低水平锁定”状态。

在边疆治理现代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的背景下，西藏红色旅游资源的时空演化规律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亟待深化。为此，本研究系统把握西藏红色旅游资源所具有的阶段性动态集聚特征，深入分析西藏红色旅游物质与非物质资源集聚的溢出效应。最终发现在溢出媒介层面，西藏红色旅游资源更依赖“两路”精神等非物质文化资本实现跨省辐射。基于此，在未来推动西藏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需以“文化资本增值-经济反哺”为核心驱动，通过符号化转化形成特色地域文化产品；同时在功能定位上，依托红色场景激发游客敬畏感，强化国家认同建构，凸显其“文化戍边”战略属性。

然而，研究仍存在局限性：一是虽尽可能扩大数据覆盖范围，但部分偏远地区资源点因地理阻隔未能完全纳入；二是缺乏涉及游客行为与感知的微观调研，难以精准刻画文化认同的形成机制。在未来研究中可进一步结合遥感技术与田野调查，构建西藏红色资源动态数据库，提升空间分析精度；运用混合研究方法量化游客对红色文化符号的心理响应，以期为国家文化安全战略进一步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