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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

来源: 《国家治理研究》 作者: 发布时间: 2026-10-17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其中,“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核心要义之一。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这一重大命题,并将其明确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的“第十二个坚持”,由此开辟了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融合贯通的法治新境界。不论是锻造更为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还是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都必须充分发挥依规治党的政治保障作用,尤其是充分发挥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历史使命、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这一论断既深刻揭示了依规治党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联系,又科学确立了依规治党的逻辑起点,构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理论支点。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彰显中国共产党之治的独特优势,发挥“中国共产党之治”对“中国之治”的引领作用,有必要从学理上深化对“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这一论断的理解,以更好明确新征程上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方位坐标。本文即以厘清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何以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为前提,按照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论证链条,分别就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怎样的实践成效、如何继续以高质量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两个层面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的内在逻辑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之所以构成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是由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制度治党的鲜明优势、党内法规的独特作用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一)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决定了治党必须全面从严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必须秉持“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高度政治自觉,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题中之义。党自成立起,便是一个由先进分子组成的政治组织,始终坚持“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开展一切工作,肩负着作为先锋队引领时代进步、推动历史前进、追求崇高理想的神圣使命。党正是以先锋队的使命担当,构建起坚强严密的组织体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旧政权、建立新中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任何思想上的松懈、行为上的失范都可能消解党的政治品格和执政根基,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何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亦成为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使百年大党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

(二)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效性需求决定了必须注重制度治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不是特定阶段的权宜安排,而是伴随党长期执政而始终存在的重大政治任务,具有长效性需求。因此,只有依靠制度治理的规范性、稳定性、可预期性等鲜明优势,才能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固化为常态化长效化机制。

一方面,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忽视制度建设的基础性作用,往往难以形成邓小平深刻指出:“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全面从严治党除依靠思想教育和个人自觉外,还必须依靠系统完备的制度规范提供刚性约束和长效保障。从严治党的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甚至可能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严重危害。

另一方面,制度治党能以规范化、稳定化、系统化的刚性约束,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可持续的长效保障。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制度治党,一是能将党的理想信念、组织原则、纪律规矩转化为明确的行为准则,使各级各类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行为规范有序,使全党上下团结统一、行动一致。二是能将制度约束覆盖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领域各方面,以制度全贯通实现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避免“碎片化”治理。三是能及时将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经验和规律性认识予以固化。四是能将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形成的有效做法上升为刚性约束,把“当下治”的成果转化为“长久立”的机制,避免全面从严治党力度的周期性波动。正是因为制度治理具有鲜明优势,所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作出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强调“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这就深刻揭示了制度建设之于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战略意义。

(三)制度治党的价值追求决定了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所谓制度治党,就是充分依靠各种规章制度保障管党治党、治国理政,使党在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轨道上开展活动,以加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确保党对各方面工作的全面领导。而在治党所需的各种制度形式中,“居于脊梁地位、发挥中坚作用的乃是党内法规”。这主要是因为相较于其他制度形式,党内法规制度更能契合制度治党的价值追求。

一方面,党内法规聚焦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相较于国家法律等制度形式,更有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制度治党的本质是党对自身进行规范化,以使其政治运行获得稳定的规范预期。与此同时,鉴于党的先锋队属性和领导核心地位,制度治党决不能减损党的先进性、不能影响党的政治能动性。易言之,制度治党并非简单追求党的政治权力的规范化运行,而是要通过制度轨道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因此,我国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采取“依法治党”的方式,即通过制定专门的政党法等方式规范党的组织和活动。国家法律主要调整国家机关、公民等主体相互间的关系,需要兼顾多元价值、具有中立特征。“党内法规作为党组织制定的规范形式,不仅能直接彰显党的政治判断与价值理念,而且能以一种‘理性化’的方式直接落实党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活动要求。”也就是说,党内法规可集中系统地承载党的统一意志,沿着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的逻辑链条,通过凸显党的理想信念,严格要求党员、党的干部,明确细化党组织的领导职责,深入压实政治责任、加强纪律约束等方式,既有效避免管党不力、治党不严,又充分维护党的先锋队本色。

另一方面,党内法规相较于党的其他制度形式,更有助于为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与党的规范性文件、党内传统惯例、党的规矩等党的制度形式相比,“党内法规形式更加规范,制定更加严格,权威性也相对较高”。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共同构成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大法治”格局的制度基础,为党“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开展工作”提供重要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法治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党内法规,能以符合法治实质价值和形式价值的要求为基础,将关系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的具体内容系统固定下来,从而为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筑牢不可轻易变动的制度根基。同时,党内法规还能在保持整体稳定的前提下,“始终与党的奋斗历程相伴相随,与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同向同行”,保持着对政治现实的动态回应,从而在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中保障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效。

二、新时代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有着深刻认识,因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推进力度之大、取得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实现了从制度优势到治理效能的稳步转化,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随之明显提升,为“中国共产党之治”和“中国之治”独特优势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

(一)以党内法规的体系化有力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根基

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制度建设问题专门强调,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此后,随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之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意义的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提出,党中央不断加强顶层设计,相继出台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等文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党内法规的体系化发展。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已经形成。

具体而言,党遵循“规范主体、规范行为、规范监督”的制度建设逻辑,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着力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涵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形成党内法规体系“1+4”框架,将如何组织政党、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如何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如何监督保障党的治理等问题纳入同一规范结构之中。一是制定修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徽党旗条例》等党的组织法规,明确党的组织体系的基本构成、职权职责、运行机制等。二是制定修改《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信访工作条例》等党的领导法规,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具化党的领导职责、明确党的领导机制等。三是制定修改《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党的自身建设法规,明确各级各类党组织和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等应当承担的党建责任,细化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各方面的基本内容、要求、方式方法等。四是制定修改《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等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切实规范对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的监督、考核、奖惩、保障等,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的激励约束机制。同时,为维护党内法规的统一性和权威性、确保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党中央还大力推动党内法规的备案审查、集中清理等工作,以有效解决具体制度中存在的不适应、不一致、相冲突等问题。

党内法规的体系化发展,不仅实现了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的充分制度供给,更以刚性约束明确了权力边界和行为底线,建立起权力监督制约和责任追究的体制机制。由此,全面从严治党的顶层设计得以固化为具体制度安排,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得以全方位在法规制度轨道上有序运行。

(二)以党内法规的严格执行使全面从严治党真正落到实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党内法规文本所解决的是制度依据问题,唯有严格执行党内法规才能将其转化为现实约束,释放治理效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行为,积极推动党内法规从“纸面上的法规”切实转化为“行动中的法规”,使全面从严治党真正落到实处。

具体而言,党主要通过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办公厅(室)统筹协调、主管部门牵头负责、相关单位协助配合、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严格监督的执规责任制,加强日常监督和专项检查,严肃查处违反党内法规的各项行为等方式,构建起权责明晰、协同联动、全程覆盖的执规工作格局,确保各项党内法规制度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例如,仅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即“处分41.2万人,其中党纪处分30.7万人、政务处分13.4万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厅局级干部2274人,县处级干部1.8万人,乡科级干部5.6万人,一般干部5.6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28万人”。除严格压实责任外,党还注重通过深化党章党规的学习教育、要求领导干部在学规守规方面以上率下、加强党内法规的社会宣传等方式,推动全党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使制度执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切实增强党内法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通过严格执行党内法规,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机制逐步形成,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同时,全党上下进一步做到令行禁止、步调统一、行动一致,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力维护,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得以显著增强,百年大党在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轨道上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例如,自《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强化自我约束、自我规范,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采取有力举措加强理论武装、纠治“四风”突出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深化标本兼治,“刹住了不少过去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祛除了一些多年难以祛除的顽瘴痼疾,终结了‘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的乱象,以徙木立信之举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聚起强大正能量”。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实践充分证明,党通过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切实丰富了自我革命的有效途径。

(三)以党内法规的治理效能充分彰显以“中国共产党之治”引领“中国之治”

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指出:“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我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构建起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营造了尊崇制度、遵守制度的良好氛围,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作为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的党内法规,以其强大治理效能保障管党治党和治国理政的有机贯通,实现了以“中国共产党之治”引领“中国之治”的制度跃迁。

具体而言,党内法规主要通过释放两个层面的治理效能,彰显“中国共产党之治”对“中国之治”的引领。一是基于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党内法规在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时,将国家政权机关、民主党派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等具有公权力性质的组织及其干部一并作为调整对象,直接对其施以同党组织、党员干部相似的要求。这样,便能“将党的先进理念、目标使命、组织原理、行为模式等要素,有效传导至国家政权机关、民主党派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事业单位等公权力组织及其相关成员,并使之内化为党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价值性要素,最终确保各主体协调一致地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例如,近年来为督促党政干部履行职责,《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等党内法规,即通过构建党政同责的责任体系,着重解决法律责任追究不力、政府治理失灵等问题,直接形塑关系民生重大政治问题领域的治理格局。二是在“中国共产党之治”本身即构成“中国之治”关键环节的情况下,党内法规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的规范,既可实现对强大执政党的塑造,又可产生面向国家和人民的示范效应,从而为“中国之治”的形成奠定制度基础、提供体制保障、塑造良好环境。例如,面对基层治理的复杂性,《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等党内法规的出台和有效实施,不但有力地增强了党在基层工作中的领导力,而且能对其他基层治理主体的行为产生示范引领效应,以优良党风带动政风社风民风整体向上向善,从而更好形成党领导下的基层多元治理格局,形成强大基层治理合力。

这也进一步说明,党内法规并非简单的政党内部规范,而是深入国家治理体系,贯通“中国共产党之治”与“中国之治”的关键制度纽带。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根基,党内法规在塑造强大执政党的同时,也推动建设强大国家,最终在管党治党与治国理政的同频共振中,彰显“中国共产党之治”始终是“中国之治”的核心支撑和坚强引领。

三、以高质量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随着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形成,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实现历史性提升。“迈上新征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依规治党面临巩固拓展提高新任务。”这就要求必须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以更加科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的思路举措,与时俱进地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可靠的制度支撑。

(一)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牢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正确方向

党内法规的第一属性是政治性。这就决定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中心,以有利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切实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为目标,从而始终把牢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正确方向。

一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两个维护”作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首要政治任务。这就要求在制定、修改、实施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过程中,对任何弱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偏离正确政治方向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必须做到及时纠偏、坚决堵塞制度漏洞,以使每一项制度安排都能经得起政治检验。在具体工作开展过程中,应进一步区分全党全国必须统一坚持的政治原则与可以结合部门地方实际予以细化的执行事项,从而既防止以部门地方差异为由变通党中央要求,也避免因层层加码、简单照搬而压缩部门地方的履职空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秩序,才既具有政治上的坚定性,又具有治理上的有效性。

二是坚持系统观念、全局观念,全方位地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融入全面从严治党各领域各环节。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是孤立进行的政治活动,而是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贯通、联动的重要枢纽。这就要求进一步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全过程各方面,实现制度建设与党的重要战略部署的深度融合、有机衔接。例如,要紧紧围绕“七个有之”等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突出问题,完善政治监督和政治巡视制度机制,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聚焦干部选任、权力运行、政商交往等腐败易发多发领域,细化禁止性规定和程序性约束,推动运用更加成熟的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二)坚持质量优先、提升党内法规制度供给的有效性

在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深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改革,做好顶层设计、查漏补缺、提质增效文章”。这就意味着必须紧紧抓住提高党内法规制度质量这个关键,以坚持质量优先的态度提升党内法规制度供给的有效性。

一是充分立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顶层设计,使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与管党治党需要相适应、与党的各项建设相配套。这就要求以构建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目标牵引,使每一项法规制度都能精准回应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回应人民群众的热忱期盼和要求。唯有尽快弥补规范空白、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及时推广成熟经验,才能使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始终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要求同向同行。例如,针对“四风”问题的反弹回潮,要围绕公务接待、会议培训、差旅出行等作风建设重点领域,进一步完善配套党内法规制度,细化“可为”与“不可为”的行为清单,与时俱进地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具象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内容。同时,要健全风腐同查同治机制,完善监督检查、追责问责的制度闭环,将纠治“四风”的实践成果及时转化为具体制度规范,以制度的刚性约束不断压缩不正之风的滋生空间。

二是加强系统集成,推动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党内法规形成规范条文间逻辑自洽、组成部分间积极关联、价值理念上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应毫不动摇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确保各项法规制度在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逻辑体系上与党章保持高度统一,坚决防止制度“碎片化”倾向,并着力消除规范冲突,充分确保“不同领域党内法规功能清晰、左右联动,不重叠不冲突;不同位阶党内法规层次分明、上下配套,不越位不抵触;不同类型党内法规各就各位、相互匹配,实体性程序性规范不缺位不脱节;不同形式党内法规各展其长、相得益彰”。对此,可考虑在做好党内法规制度制定工作的统筹谋划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细化审查类型、明确审查立场和方法、设立专门工作机构等方式,建立健全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备案审查机制,进而更好巩固和强化党内法规体系的统一规范秩序。同时,可探索建构党章解释制度,细化准则、条例等不同层级党内法规解释的主体、程序、方法等,通过健全党内法规解释机制,使不同党内法规之间即便存在一定的内容差异,亦能依托解释机制获得相对一致的理解而保持内在统一。

三是注意制度边界,党内法规有特定的调整范围和调整方式,这就决定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有其边界。对党的组织成员,党内法规应重在调整密切关系其先进性保持和政治功能实现的事项,并可直接作出以党的纪律为限的约束;对需要作出一体规定的其他具有公权力性质的组织及其干部,党内法规应以实现政治保障为导向,聚焦政治上的评价和责任,并预留法律责任的制度接口;对普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党内法规一般不宜直接作出规定,确有必要的,也应基于有关党组织的公共事务管理权限,注意与相关国家法律保持衔接协调。如此,才能在形成科学合理制度分工的基础上,更好发挥党内法规对全面从严治党的保障作用。

(三)坚持执规从严、增强党内法规的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高度自觉,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法规制度轨道上向纵深发展。”唯有坚持执规从严,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才能更好地将党内法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而充分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目标。

一是继续完善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形成逻辑严谨的责任闭环。应进一步细化执规责任清单,明晰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办公厅(室)统筹协调、主管部门牵头负责、相关单位协助配合、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严格监督的职责边界,避免出现权责界定模糊、工作要求空泛等问题。要抓住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职责、分管班子成员直接责任、其他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这一责任链条的关键环节,精准纠治责任传导不力以及制度机械执行、选择执行等执行异化现象,确保形成上下联动、环环相扣的责任链条。此外,还应完善责任追究的启动程序和裁量标准等,使责任认定有据可依、追责问责精准有力。

二是建立健全党内法规实施评估向制度优化的反馈机制,实现制度执行与制度供给良性互动。应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36条、《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第15条为基础,在制定年度党内法规实施评估工作计划时,将日常监督、巡视巡察、专项检查等环节发现的执规问题,以及基层实践中反馈的突出情况等,均纳入评估的信息来源。对于相关信息,应进行分类汇总、作出定期研判,并据以出台、细化、调整或废止具体党内法规制度,使制度供给精准回应执行中的痛点堵点难点,从而提升党内法规的科学性和执行成效。

四、结语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本质是依托制度之治的鲜明优势保障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长效化,使党在自我革命的锻造中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以更加成熟定型的“中国共产党之治”引领“中国之治”。新时代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大力推进、党内法规治理效能的持续释放,不仅为全面从严治党筑牢制度根基,也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和大国治理挑战、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实现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区别于西方政党治理模式的制度路径。面向未来,党将继续以高质量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法规制度轨道上纵深发展,从而在依规治党实践中不断开辟管党治党、治国理政新境界。这就需要学界充分立足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本土实践,坚定对党内法规的制度自信,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治理话语框架,通过系统阐释党内法规制度的政理法理哲理,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的党内法规学知识体系,为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彰显政党治理优势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