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1]，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蕴含着指引党和人民增强战胜强敌、克服困难、夺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文化，2014年习近平就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2]；2016年，习近平再次强调“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3]；2021年，习近平继续强调：“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4]这一系列讲话明确了保护、传承好红色文化的重要意义。

西藏红色文化是指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在争取解放、实现民主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积淀并传承下来的，具有鲜明革命性、先进性和民族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目前，学术界对西藏红色文化研究的成果日益丰硕，主要涉及教育应用类①，开发实践类②、旅游特征与对策建议等③。客观地说，西藏红色文化的研究还处在比较零散的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比较明确的研究方向。鉴于此，本文拟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西藏红色文化传承的主体、客体及介体的层面入手，以期探究新时代西藏红色文化传承的地方机制与实践路径。

一、西藏红色文化资源概况

西藏红色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实现解放、改革和发展的伟大历程中孕育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和重要文化资源。西藏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西藏的具体实践与独特形态，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从社会层面看，西藏红色文化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理解与融合。从文化角度看，红色文化为藏族优秀文化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文化景观。西藏红色文化也是重要的教育资源，通过纪念馆、遗址和纪念活动等形式，持续传递着爱国、奉献、团结和艰苦奋斗的价值观，影响着年轻一代。此外，红色文化还催生了红色旅游等经济活动，为西藏地方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学术研究看，它为理解西藏的现代化转型、探索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以及边疆治理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本土案例，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些资源既体现于有形的物质形态，也蕴含于无形的精神与记忆之中。根据红色文化呈现的载体不同，西藏红色文化可分为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两大类。

从物质形态来看，西藏红色文化形成了以纪念馆、博物馆、历史遗址为核心，辅以革命文物、艺术创作及考古遗存的实物叙事体系。具体包括：其一，为纪念西藏解放、改革和建设中作出卓越贡献人物而保护、建设和展示的故居与纪念园（馆），如张经武旧居、张国华旧居、王其梅故居、草原英雄布德故居、谭冠三纪念园（馆）等；其二，缅怀先烈的墓碑、纪念碑及烈士陵园。据不完全统计，西藏现有49处烈士陵园，其中国家级纪念设施3处（拉萨烈士陵园、山南烈士陵园、昌都烈士陵园），省级纪念设施7处（如阿里地区狮泉河烈士陵园、林芝市烈士陵园、察隅县英雄坡纪念园等），以及市县级等纪念设施39处（如当雄县、边坝县、江达县烈士陵园等）[5]；其三，见证重大革命事件与进步活动的遗址遗迹，例如林周农场红色遗迹、昌都战役战斗遗址、昌都解放委员会办公旧址、先遣连战斗遗址、阿里分工委旧址、波密县扎木中心县委红楼、对印自卫反击战指挥部旧址、十八军军部旧址、开荒生产指挥部旧址、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克松村党支部旧址、西藏第一朗生互助组成立旧址、定结宗山政府机关遗址等；其四，综合性纪念场所，如全区新旧西藏对比宣传教育示范展室、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陈列馆以及西藏高校的校史馆、展览馆等。

在非物质形态上，西藏红色文化则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口述记忆与文艺表达。首先，形成了以老西藏精神（孔繁森精神）、“两路”精神、青藏铁路精神、援藏精神等为代表的精神谱系，凝聚了艰苦奋斗、民族团结、奉献边疆的价值观。其次，通过老战士、支边干部、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人物的口述访谈，保存了“进藏英雄先遣连”等历史事件的记忆。最后，红色文化纪念活动与艺术创作不断丰富。红色主题藏戏（如《解放农奴》）、经典红色歌谣（如《翻身农奴把歌唱》《洗衣歌》《歌唱我们的新西藏》《叫我们怎么不歌唱》）广为传唱；红色题材唐卡（如“红军过雪山”）；各类红色剧目（如《金沙江畔》《红河谷》《农奴泪》《铸魂达玛拉》《藏地彩虹》《次仁拉姆》《昌都往事》《波密红》等）及藏语版红色影视作品（如《西藏的天空》）持续传播着红色记忆。

 2024年3月，习近平在湖南调研考察时继续重申“要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发扬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风新貌。”[6]西藏的红色文化遗存与革命精神，正是这一宝贵资源的生动体现——它们既是弘扬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的核心载体，也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依托。只有系统保护好、科学管理好、创新运用好这些红色文化，才能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撑，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焕发持久生命力。

二、西藏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西藏红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取得重大成就，但是西藏红色文化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也面临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既包含早期历史文献保存、口述史料挖掘等基础性工作的困难，也涉及在当代社会思潮多元化、信息传播方式变革背景下，如何有效融入现代教育体系、创新传播机制等深层次问题。系统梳理并深刻认识这些复杂交织、不断演化的挑战，不仅是准确把握西藏红色文化历史脉络与现实状况的关键，更是科学规划路径、整合有效资源，推动其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而确保高质量传承与弘扬的重要前提。

（一）西藏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多主体协同尚需进一步加强

作为西藏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领导力量和关键要素，明确责任主体直接关系到传承效果与发展前景。西藏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责任主体不明、认识不清的问题长期存在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尽管政府部门（尤其是文物保护部门）作为传统责任主体，在西藏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管理与协调中发挥着明确且主导的作用，并长期被视为主要的责任承担者。但根据笔者2024年12月的实地调查，其有效履行职责面临挑战——人力有限与任务繁重的矛盾突出。具体来说，西藏红色文化资源遍布西藏自治区6个地级市、1个地区，不含精神和历史人物类的就有约211处[7]，各种形态的资源数量更众。西藏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的文保工作主要由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进行主持、协调，西藏自治区各地、市文物局及其专业文保工作者负责对具体工作落实，各地市文物局面对数以百计处（地）西藏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开发工作，其难度可见一斑。另外，个别非物质形态的精神类西藏红色文化的保护涉及多地、多部门、多领域，对责任主体要求更高。与此同时，其他的责任主体（如高校师生、社会机构、民间组织等）虽被寄予厚望，特别是联合“社会学术团体、研究机构、高校等智库单位”“文艺工作者、学者”及“西藏各级各类学校”等，但其实际参与度和责任边界仍比较模糊，各责任主体之间的协同机制尚未建立。

另外，随着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西藏红色文化保护和应用中的参与度不断提升，文化产业企业也成为不可忽视的新兴参与主体。叠加数字技术深度介入带来的新主体参与，共同加剧了当前责任主体界定不清、权责不明且缺乏有效协同配合的困境。

（二）西藏红色文化资源采集、整理和研究缺乏系统整合

“内容”是西藏红色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域红色文化的核心标识，其挖掘深度与研究质量直接决定文化传承的独特价值。作为红色文化的有机组成，西藏红色文化既坚守追求真理、爱党爱国、建藏兴藏的共性底色，更因特殊历史实践所淬炼出的独有特质，理应在精神内核的在地化凝练及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化表达上下功夫。

具体来看，一是底层红色资源采集覆盖面不足，且在挖掘、保护上也不够细致，已发掘资源多停留于物理保存层面，有的甚至造成挖掘遗漏，凸显抢救性保护技术的迫切需求。二是急需打破地域限制，以史实为依据，用文字叙述清楚西藏红色文化（有形的、无形的）及其遗存形成的背景、过程，状态和作用。三是研究体系的碎片化问题突出，具体表现为西藏地方性红色文化研究长期陷入“单兵作战”的困境。受地域分割、资源配置不均衡等因素影响，各地区研究团队往往局限于本地史料挖掘，缺乏跨区域的协同研究机制，导致昌都解放遗址、波密土改纪念馆等红色资源的研究成果呈现零散化特征。加之专业研究力量分布不均，部分地市因缺乏高校与科研机构支撑，研究多停留在史料整理层面，难以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建构。这种碎片化状态不仅造成研究选题重复、学术资源浪费，更制约了西藏红色文化从地域叙事向国家记忆层面的升华，亟需构建多学科联动、跨区域协作的专业化研究网络。四是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提高。现有成果中微观史实考证占比较高，但将红色文化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宏观研究不足。同时，学科融合不够，表现为过度依赖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尚未能有效整合传播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范式，跨学科对话相对不足。

（三）西藏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数字化技术应用不足

西藏红色文化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态，其发展水平、传播效能与社会关注度未能匹配其内在价值。这主要源于传播传承模式的单一化与数字化转化的缺失。

一是当前传承体系依赖于红色旅游单一路径，且呈现低效开发特征。首先，西藏红色旅游，长久以来多为目的地导向，形成了“挑选—打卡—结束”的机械流程，导致游客停留时间短、情感代入弱，难以构建深度文化认知。其次，区域协同不足，大致呈现出“地域空间上的‘东南多，西北少’的分布趋势”[8]。再次，旅游产业与文化创意、教育服务等领域的联动缺位导致红色旅游的经济效益未能得到充分释放。

二是数字化建设存在一定短板。相较于内地广泛应用的“红色云展馆”、VR体验等先进实践，西藏红色文化的数字化进程面临多重制约：一方面，官方数字资源库更新滞后，虽有个别VR展厅试点（如林芝波密县委旧址），但因缺乏持续维护导致设备故障率高；同时，政府、高校、企业等主体的数字平台缺乏有效整合，致使传播力量碎片化。另一方面，受地理条件限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数字文化产业亦未形成集群和规模，这从客观上难以充分支撑红色文化传承发展对数字化手段的需求；加之区内外市场规模有限，也从主观上制约了对数字技术应用的深度与广度。

三、西藏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优化路径

新时代西藏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开发，需构建起 “法治护航、内容深耕、科技赋能”的立体化发展格局。从顶层设计层面，要以法治为纲明晰主体责任；在实践路径上，则需通过系统性内容挖掘深化文化研究，借助数字化科技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 实现新突破，最终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提质增效。

（一）构建法治化责任框架，激活多元主体协同效能

西藏红色文化的有效传承发展须构建层级分明、权责清晰的法治化责任体系，通过制度创新激活全域保护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规范化、长效化。

在完善地方立法体系方面，《山南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2021）的成功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该条例开创性地构建了“双资源分类”保护模式，首次将红色文化资源明确划分为物质资源（遗址、遗迹、纪念设施等）与精神资源（革命精神、爱国守边精神等），开创性地在地方立法层面建立起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度联结机制，其第一条便明确将传承红色基因、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根本导向。基于此，可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西藏自治区红色文化传承促进条例》，重点解决责任主体界定、保护范畴拓展与惩戒机制构建的问题。一是进一步厘清政府（统筹）、文保部门（实施）、社会力量（协同）、数字企业（创新）的权责边界，将新发掘红色遗址、口述史料等纳入法定保护范畴。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在新时代坚持以先进经验为引导、以成功案例为参照，为西藏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构建完整责任框架。二是构建协同治理机制激活多元主体动能，第一，在政府层面发挥主导作用，建立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牵头的红色文化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文旅、教育、民委等部门职责；第二，在智库支撑层面，文旅部门应与高校及研究机构合作，建立高效机制；第三，在数字创新层面增设“数字资源权属”条款，鼓励科技企业开发沉浸式展陈。第四，在政策制定方面，以对口援藏30周年为契机，构建区内外红色文化联动机制和传承发展同盟以深化其时代内涵，推动全国红色文化事业同频共振。

（二）加强内容系统性建设，全面呈现红色文化丰富内涵

西藏红色文化历经七十余年积淀，其内容体系建设仍面临研究零散化与价值整合不足的困境。新时代西藏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亟待进行内容体系的系统性建构。一是史料抢救的系统化。组建由文物保护专家、档案管理员、民族学学者构成的专业团队开展全域红色资源普查。依据“遗址—文物—文献—影像”四类，建立动态更新的《西藏红色文化基因谱系》。二是历史叙事的全景化重构，打破地域与学科割裂，以重大历史进程为轴线整合资源。如将“十八军进藏”与川藏公路建设的物质遗存、民主改革的口述史料、改革开放以来的精神载体编织成 “事件—空间—精神”的三维叙事网络。如尝试整理《西藏红色文化发展通史》，系统呈现西藏红色文化从革命斗争到建设发展的完整脉络。三是重视口述记忆工程建设，针对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亲历者等关键见证人，采用4K超高清影像记录，建立多语言、多模态的口述史料数据库。依托AI分析平台，运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情感分析等技术，提取核心话语，生成动态精神图谱，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鲜活素材。四是推动跨学科研究，整合历史学、人类学、传播学等学科资源。如历史学深耕档案考证，还原历史本貌；人类学解析文化记忆的代际传承与社会建构；传播学运用新媒体矩阵、短视频等创新表达范式。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具有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综合成果，为西藏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科学指引。总之，通过构建系统性的内容体系，将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使红色基因真正成为西藏民众的精神 DNA，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

（三）加快数字赋能，重塑雪域红色传承

在数字技术深刻重塑文化传播生态的时代背景下，西藏红色文化传承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亟需以数字化为基础，通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活化重塑范式，并借力沉浸式体验拓展红色旅游，让雪域高原的红色记忆在数字浪潮中焕发新生。

数字化是数字赋能的核心技术手段。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组建专业团队对西藏红色文化文本进行系统整理，涵盖革命文献、英雄事迹手稿、历史档案等珍贵资料。构建集存储、检索、分析功能于一体的西藏红色文化数据库，通过标签化分类与知识图谱构建，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系统化、体系化。同时，运用融媒体理念，联合西藏博物馆、文化馆、高校等机构，通过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数字图书馆等渠道，对电子化文本进行多层次、全媒体宣传推广，扩大红色文化传播覆盖面。

可视化是西藏红色文化数字发展的新方向。运用人工智能图像修复技术、超高清视频处理技术，对老旧历史照片、胶片影像、手绘地图等内容进行修复与色彩还原，确保历史资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同时，创新运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将静态的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动态、立体的可视化作品。在技术应用中始终以还原历史、服务传播为宗旨，避免因过度追求视觉效果而导致历史失真。

故事化是激活红色文化生命力的主要抓手。在坚持情节真实性的前提下，运用影视编剧、舞台剧本创作等专业手段，对西藏红色历史进行艺术化呈现。如创新藏戏剧目，以藏戏独特的唱腔与表演形式演绎“金珠玛米”（解放军）帮助藏族群众的感人故事；拍摄红色电影，推出系列纪录片、故事片、制作革命人物传记纪录片，深化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让红色故事更具感染力与传播力。

针对传统红色旅游模式单一的问题，充分利用沉浸式体验拓展红色旅游社会效益。如景区运用实景演出、高清图片投影、环绕音效及3D建模、AR增强现实等科技载体，多元化投射红色故事。同时，发展红色文化主题民宿、文创纪念品等，让游客深度感受文化魅力，自觉成为西藏红色文化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者。

西藏红色文化资源是我们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我国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厘清新时代西藏红色文化传承与开发中存在的挑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有利于充分保护和传承西藏红色文化。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论述，大力传承、保护、利用好西藏红色文化，从中汲取团结拼搏的精神力量，将其转化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雪域高原发展新篇章。